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咖啡馆里，创业者们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创业机遇；而在海南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的会议室内，企业家们正专注研究如何借助“特许医疗”政策引进海外新药。这两幅画面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新生态：前者孕育出了以DeepSeek、游科Option、宇攀科技、深科技、群核科技、强脑科技等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群，它们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杭州乃至全国相关产业进步的重要力量；后者却陷入“政策热浪”与“产业冷场”的矛盾，尽管政策利好不断，产业发展却未能达到预期热度。海南从建省办经济特区已历经33年，为何没有出现杭州经济的辉煌成就？答案隐藏在产业基础、企业家精神与制度逻辑等多方面的深层差异里。
杭州“六小龙”现象：市场原力觉醒的生动样本
“杭州六小龙”并非人为刻意打造，而是市场自然筛选的结果。DeepSeek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不断深耕，凭借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游科Option专注于游戏科技领域，以创新的游戏玩法和精美的画面设计，在全球游戏市场中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玩家，为杭州的数字文创产业增添了活力。宇攀科技聚焦于前沿科技研发，在高端芯片、量子通信等领域积极探索，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深科技致力于智能硬件的研发与生产，其产品涵盖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以高品质和智能化的特点，赢得了市场的认可，推动了智能硬件产业的升级。群核科技在建筑设计与家居装饰领域，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云计算平台，为设计师和消费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颠覆了传统的设计与装修模式。强脑科技则在生物科技领域发力，专注于新型生物材料和生物医药的研发，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这六家企业在各自领域的成功崛起，清晰地折射出三个关键特质：坚定的技术信仰、良好的生态共生以及有序的代际传承。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与杭州当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DeepSeek与浙江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人工智能科研项目，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同时，这些企业之间也相互协作，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群核科技的数字化设计平台为深科技的智能家居产品提供了设计支持，而深科技的智能硬件又为群核科技的设计方案提供了落地载体，实现了互利共赢。
此外，杭州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创新环境，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当“六小龙”企业取得初步成功后，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创业精神激励着新一代创业者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拼搏。许多从“六小龙”企业离职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带着丰富的经验和创新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旅，形成了良好的代际传承。
海南产业基因的先天不足与路径依赖困境
与杭州依靠市场内生力量形成的创新生态截然不同，海南的产业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政策干预印记。1988年建省时，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10年，随着国际旅游岛概念的提出，文旅开发掀起热潮；2020年，自贸港建设拉开帷幕，免税经济成为新的热点。然而，这三次产业发展浪潮都呈现出明显的“潮汐式”特征：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短期内市场迅速繁荣，但热潮过后，却未能沉淀下稳固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
这三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总额约为1347亿元，成绩斐然。但在这耀眼数字的背后，是海南本土企业大多仍局限于农产品粗加工、旅游地接服务等低附加值产业环节的尴尬现实。更令人担忧的是，自贸港极具吸引力的“零关税、低税率”政策，虽然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但其中很多都是“政策候鸟型企业”。比如，某国际药企在博鳌乐城设立研发中心，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医疗设备进口的便利政策；某跨境电商将区域总部迁至海口，也仅仅是为了获取所得税优惠。这种“两头在外”（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南之外）的发展模式，使得海南的产业根基始终无法真正扎根，只能浮于政策表面，难以培育出具有自主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
企业家精神断层：商业文化的深刻矛盾
杭州“六小龙”的创业者们，都怀揣着坚定的技术信仰和创业梦想。他们勇于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研发，敢于挑战行业难题，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在面对市场竞争和困难时，他们坚持不懈，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创新的思维，寻找突破之道。例如，DeepSeek在研发大模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技术难题等诸多挑战，但创始人团队始终坚守初心，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最终取得了技术突破。
反观海南的商业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投机主义”与“保守心态”之间徘徊。建省初期，“十万人才下海南”，创业热情高涨，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种热情迅速消退，逐渐演变成对政策红利的过度依赖。在当前自贸港建设进程中，主要出现了两类典型企业：一类是纯粹追逐税收优惠的“套利型”资本，它们只关注短期利益，缺乏长期发展规划；另一类是满足于酒店、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地方企业，经营理念相对保守，缺乏创新与进取精神。在一次本土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文昌航天城配套企业主的发言极具代表性：“政府给补贴就干，补贴停了就转行。”这种短视的、追求低风险的经营理念，与科技创新所需要的长期投入、勇于冒险的精神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了海南创新型企业的成长。
制度创新的维度偏差：土壤改良与政策施肥的失衡
浙江营商环境的优化历程，是一部精心培育、“放水养鱼”的生态建设史。从“四张清单一张网”的大胆简政放权，到“最多跑一次”的高效效能革命，政府始终找准自身定位，扮演着“园丁”的角色，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支持，而不是充当“指挥家”，过度干预企业经营。杭州政府为“六小龙”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政策支持，包括创业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公寓等，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海南的制度设计则存在明显的“政策供给依赖症”。在自贸港建设的134项重点政策中，高达87项涉及关税减免、税收优惠等“硬政策”，而仅有21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对创新生态至关重要的“软环境”建设。这种过于注重“政策施肥”，而忽视“土壤改良”的倾向，使得创新要素难以在海南真正落地生根。当杭州的创业者在市民中心仅需3小时就能完成公司注册，开启创业之旅时，海南某科技企业为了申请一项跨境数据试点资格，却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长达三个月，仍然难以成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和发展效率。
杭州“六小龙”现象充分证明，真正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引领作用的企业，并非单纯依靠政策设计就能诞生，而是在市场与制度相互协调、动态平衡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海南自贸港若想摆脱目前“政策盆景”的发展困境，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完成三重重要转变：从单纯追求“关税洼地”，转变为全力建设“创新高原”，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过度依赖吸引“候鸟企业”，转变为积极培育本土“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一味依赖“制度输血”，转变为激发自身“生态造血”功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当政府机构确实做到“无事不扰，有事必办” ，全新全意为产业发展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当科研机构不再仅仅盯着财政补贴开展课题研究，而是真正聚焦市场需求和技术前沿；当企业家们愿意将全部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而非仅仅关注政策套利时，海南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才有可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新六小龙”时代，真正实现从“政策孤岛”向“生态群岛”的华丽转身。
作者：胡卫东
海南南海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
海南省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首席管理专家